《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新書座談側記
張宗坤（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時間｜2023年4月12日（三）
地點｜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 研討室
主持｜林淑芬／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講｜洪紹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與談｜王憲群／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鄭志鵬／清華大學通識中心、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朱華瑄／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2023年4月，在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邀請下，包含產業社會學、技術史與農業研究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嘗試從各自的領域出發，對本校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洪紹洋教授在去年年底出版的《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一書，進行更廣博而深入的評價。【1】除了在科社所服務外，洪紹洋老師目前也是社文所的支援教師，開設與產業史、經濟史相關的課程。以豐厚的檔案史料為基礎，洪老師的研究成果從研究所時期的造船業的技術移轉，【2】持續拓展到上層政治的美援經濟、台日經濟關係，以及中層以降的工程師群體與商人網絡。
洪老師指出，過去台灣學界對於戰後發展過程的研究，往往呈現立場上的針鋒相對。一方是近代史的研究者，他們比較強調民國時期的經驗與人物對戰後台灣的影響；另一方則是台灣史的研究者，他們傾向肯定戰後美國援助所扮演的角色。在這樣「沒有共識的社會」裡，洪老師認為，「我們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待這段歷史」。借鑑法律學者討論戰後法律體系形成是「多源且多元」的論點，【3】洪老師也強調戰後初期的台灣對戰前的日本殖民台灣、中華民國大陸間的匯流與同時承襲。
除了歷史認識的更新外，洪老師同時反思了過去台灣學界的方法與理論。作為新古典經濟學核心之一的計量方法，在觀察經濟史學的領域時，往往高舉市場機制的運作，卻忽略了穿梭其中的人物與公司，此一方法對於材料的處理也較為紊亂。但在史學強調對一手史料的解讀與分析時，我們仍需要積極引述經濟學提供的理論方法，才能進一步凝聚問題意識，也更能面對與解釋史料與運作中可能的矛盾。本書所涉略的檔案相當多樣，從日治時期的營業報告書、台灣銀行的徵信與工業調查紀錄，到日本方面的外務省檔案，或是個人文書的林獻堂日記等均有。另一方面，計量方法可能無法實地看見經濟發展的誕生地：生產現場的實際運作，洪老師則為此進行了工程師與商人的口述訪談來填補。
將戰前與戰後的經濟體系聯繫在一起的跨期史認識，如何可能？在先行研究中，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者劉進慶、涂照彥的觀點，儘管持續受到後人的挑戰，但也開創了連貫地觀察經濟渠道變化的先河。【4】而在本書各個章節中，延續此一跨期的立場，討論了日治初期與一戰景氣下「台灣鐵工所」的創設，該公司即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機械業者「台灣機械公司」的前身（第二章）。從二戰末期總力戰體制下組裝性產業與重化工業的發展，我們則瞥見了戰後經濟體制未完成的原型，以及戰後台灣向東南亞南進的開始（第三、四章）。有別於戰後被認為是由外省人獨佔、受經濟官僚大力扶植，作為大型家族財團「起家厝」的紡織業，【5】日本治理時期的台灣則是以麻紡織業的型態存在，利用台灣和印度的材料，作為糖廠的包材使用（第五、六章）。戰後為政府所接收的企業，除了經濟生產外，亦受統制經濟的規律、或負擔了部分軍事生產的任務；在戰後經濟體制中，除了國民政府中日戰爭的經驗外，也有向日治時期的仿效（第七、八、九章）。這些複雜的轉軌與銜接，洪老師將其總結為「二十世紀島嶼經濟論」：台灣作為「島嶼」的地理與貿易特性，決定了帶有軍事屬性的戰時經濟體系的樣貌（第十章）。
在評論環節中，不論清大歷史系的王憲群副教授、清大通識中心與社會所的鄭志鵬副教授和朱華瑄助理教授，都高度評價洪老師的史料收集與分析能力，也同時個別從科技史、產業研究與農業經濟等不同的研究領域，與本書的經濟史觀點進行對話。與談人都注意到了本書嘗試對發展型國家理論提出的挑戰與克服，同時也廣泛地論及企業經營、戰爭動員、知識與技能網絡、國家打造與國家能力、社會鑲嵌、跨殖民地比較等主題。
率先發言的王憲群老師，首先肯定了洪老師對材料的採集能力、高度敏感與紮實引述，並認同本書「殖民體系的世界經濟連動」的巨觀框架設定，以及本書為此一框架提供的微觀個案。從技術史的視角出發，本書對於台灣工程師的生命經歷，從戰前的技能教育到戰後的留用，開展出各產業有別的細緻圖景，足以打破過去「外省人取代日本人成為技術或管理職」的大眾刻板印象。在巨觀結構上，這些分析也提示我們去反思：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技術究竟由何而來的課題。
另一方面，王老師也從自己對清末民初與民國時期技術史的認識，指出了本書的貢獻。他指出，所謂「戰前」的軍事動員，除了殖民地台灣的總力戰外，也應該同時考慮中國大陸的總動員體制。據此而言，當我們評價這些技術官僚對戰後經濟發展的努力時，也應該注意到他們也在大陸上有過的某種（以戰爭相關的重工業為重心）動員經驗。另一方面，從技術人力的角度來說，洪老師在書中反覆提及的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及其上屬的資源委員會，在大陸時期有不少是蔣介石著力培養的人才，在戰後卻有不少人選擇投共。這使得後續來到台灣的資委會官僚，多半不是最高階的官員，而是具有一定實務歷練的中階官員（如曾參與資委會湘潭、湘江電廠工程的孫運璿）。這些工程師的實務經驗已經積累到讓他們能夠進行某種產業政策的採擇；他們所不能應付的，也正是在大陸時期未曾接觸過的台灣產業。【6】
在肯定洪老師對於史料整理與研究上的自律性的同時，接著發言的鄭志鵬老師，則嘗試從國家社會學的角度與這本經濟史專書對話。就鄭老師正在探索的工業職業教育史——從過去較少採用的技能形成的視角，思考台灣戰後的技術工人（skilled worker）是怎麼出現的？我們怎麼培養出這樣的一群人，又為什麼能夠適時地導引他們進入出口導向的工業？【7】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洪老師這本書對於日治時期軍事動員的分析則提供了一個回答上述問題的線索。
鄭老師並以稍早研究製鞋產業的經驗指出，【8】各類關於產業發展的歷史紀錄，都必然會碰觸到對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不同詮釋。一方是發展型國家的論點，強調有能的技術官僚及其產業政策，透過有效的資源部署，促使台灣轉型為出口導向的經濟體；一方是組織社會學的觀點，強調具有充足彈性的中小企業生產網絡，足以迅速回應世界市場的供需變動。【9】這兩種差別的詮釋也響應著洪老師前述的視角差異。
據此歸結，鄭老師認為洪老師的兩本專書都對於「戰後台灣的資本形成」提出了嶄新的回應。前一本專書討論的是戰後民營商業資本的形成：一般的觀點將其溯及土地改革下的四大公司民營化，促進本地地主參與工業發展；【10】洪老師則看出了此一過程與承繼了殖民時期與日本的關聯，也就是戰前作為日本企業代理商的中小型商業資本、或是台灣與日本的技術合作，如何將日本的技術、管理乃至資金帶入了戰後的台灣。【11】相比於前一本書，本次討論的新書不只拉長了討論的時間段，更觸及了工業資本跨期的形成過程——以鄭老師研究的鞋業打比方，就是思考戰後中小型的製鞋業者，是如何從早期以植物纖維編鞋的傳統鞋業發展出來的。
放置在台灣工業史的研究中來看，洪老師也從對立的研究立場中另闢新的蹊徑。過去的工業史研究，大致可以分為馬克思主義與殖民近代化的兩條進路。前者指出台灣經濟的對日依賴，造成戰前工業化的初級、原始，建立於殖民基礎上的戰後初期經濟則處於半封建的狀態；後者則希望我們更加留意企業、產業內部的發展。【12】在本書中，洪老師一方面延續了殖民近代化對資本的關注，一方面卻也向我們挑明，不能忽略這類中小型工業資本的誕生背景：「戰爭」。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量日本資本湧入台灣的製糖業，不少新式的製糖機械也是由日本進口，與機械相關的修復、輔助工業資本也在本地應運而生（第二章）。這呈現了殖民地經濟工業資本的某種特色，也顯示二零年代就有某種程度的軍需工業化。論及三零年代後期的總力戰經濟時，洪老師則指出：其雖然促進了新興製造業的成形，但並不如前行研究者設想的成功。受到物資缺乏的影響，這些工廠在剛剛起頭即面對著中斷與挫折（第四章）。
藉著對新史料的挖掘和解讀，洪老師讓我們得以注意到戰前、戰後各自的與彼此的社會連續性的存在（儘管此一連續性也存在著某些內在缺陷）。在過去發展型國家的視角下，學者們多半按官僚有能或發展不靠官僚的立場分為兩派。洪老師則是再向上提升一個層次，希望能夠增進兩種不同觀點的互動。有些學者已經討論了大陸技術人員與台灣本地資本的互動，在這之外，鄭老師更強調我們應該看到同時期入場的美援，如何與官僚、資本家構成了一九五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前夕的「三方互動」。這也是今日的研究者應該要積極觀察或引入的，不同經濟力量之間的「對話」——在工廠、在企業或在產業裡面，他們如何競爭、合作或是互動？這是未來經濟史研究可以進一步開展的議題。
最後就政治社會學的關切來說，洪老師的研究也深具啟發性。國家形成（state building）是政治社會學關心的主題之一，根據晚近歷史與政治社會學者的整理，這個過程被認為有四個值得注意的面向：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上的以及軍事上的動員。【13】就台灣學界而言，對經濟與政治動員的摸索成果已相對豐碩，但對於軍事動員的理解卻比較少——【14】儘管台灣至今仍是一個「為戰爭所籠罩的國家」。而洪老師注意到在美援來台以前，台灣對日本戰爭末期統制經濟的仿效（第九章），似乎已經觸碰到這個主題的某些邊緣。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戰爭的「尚未結束」？在國家財政能力有限的狀況下，技術與資金要求甚高的軍事動員，在台灣國家形成的脈絡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又是如何與其他的動員形式相互交織？【15】將軍事動員帶回來，考慮戰爭與台灣國家形成的關聯，是本書的重要貢獻。
為了解釋戰前台灣的經濟發展，接著發言的朱華瑄老師指出，洪老師的新書著眼於企業，提供了一個讓我們可以掌握更大藍圖的重要參照點——也就是對殖民地台灣與日本帝國的互動，以及日本帝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有所理解。這也是朱老師閱讀與評價洪老師新書的座標。
綜觀目前台灣的殖民地研究，多半偏重於政策決行的動機與實現，其中許多解釋蘊藏對日本政府與台灣總督府周全且連貫（coherent）的理性統治想像。但是，考慮到當時日本帝國有限的國家能力，在各殖民地間操作、複製與移植制度的限制，隨帝國擴張的企業也因此面臨各種經營難題，國家本身實踐也呈現出各種挫折與掙扎。對於國家如何啟動經濟發展，朱老師以柯志明老師的「米糖相剋」命題為例，【16】呈現以企業出發的本書對此一經典問題可能帶來的新思考。柯老師著眼於租佃制度下日資、地主與佃農間的生產關係與剩餘分配出發，說明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如何能在世界上眾多殖民地中，成為「既從屬，又發展」的特例；洪老師的研究則讓我們可以從企業的實際生產或營運來理解這個命題。以製糖會社為例，我們既應該觀察糖廠在實際運作上的經營成效，【17】也應該注意到與日本人合作的這些本地商人，他們絕非受到總督府高度壓制的被殖民弱者，反倒如朝鮮脈絡中的協力者一般，積極地利用這些投資機會。
另一方面，朱老師認為本書也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形成良好的對照——特別是關於戰前、戰後的異同與比較。發展型國家理論強調國家在特定條件下享有相對於社會或市場的高度自主性，得以透過技術官僚來干預經濟的運作；就此說來，戰前的日本帝國抑或台灣總督府也早就可以說是具備了發展型國家的特徵。然而，戰前、戰後國家的自主性來源並不相同，前者鑲嵌在殖民經濟之中，後者則與美國軍事主義、冷戰反共意識形態相關。這裡的脈絡差異一方面引出了別的問題：兩個體制個別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為何？又是什麼媒介了國家、社會與市場（企業）的互動，才讓台灣得以發展起來？
朱老師認為，透過比較這兩段歷史，我們將可以理解研究戰前的積極意義。這也正是理解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經濟的「迷人之處」：這段發展型帝國的早期經驗，提供我們修正或再理解戰後發展型國家的良好參照。基於洪老師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繼續追蹤的是：過去似乎被各國學者認定為成功案例的戰後台灣、日本與韓國，以及戰前的日本帝國等發展型國家，受制於全球經濟、戰爭或是資本協力關係的限制之下，或許未必一直都是成功的，甚至得要一直去處理那些不被看見的失敗經驗。另一方面，儘管殖民地台灣根植於帝國日本的經濟圈之中，殖民地的工業化卻不只是藉由高度鑲嵌在帝國總動員體制下的軍需動員達成，其中也包含本地資本對經濟機會的主動把握與積極利用。由此來說，戰前台灣經濟的工業化，不只是帝國經濟調整下的附帶性變動，【18】同時也包含了基層行動者經濟理性的發揮，或是台灣本身生產要素的配合等市場因素。
最後，朱老師也將戰前經濟的比較視野拉高到了東亞的層次。朱老師指出，韓國在日本帝國時代的工業化程度高出台灣不少，在三零年代就進入了肥料、重化工業的階段。就未來的研究來說，當我們考慮到台、韓兩地工業化的差異時，除了帝國對局勢的認知與擘畫外（包含針對東亞整體與台、韓個別的條件進行經濟計畫與佈局的調整），基於洪老師本書的發掘，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資本家在行動上的差異，戰前台韓企業與日帝的互動是否提供了另一參照點，來理解為何戰後台灣以中小企業、而韓國卻是以財閥為經濟組織的主要形式？【19】這或許能夠在未來進一步回答兩地工業化的速度落差，並展開更多國際比較的可能。
針對三位老師的提問，洪老師也分別提供了方法上與概念上的回饋，同時也對有意研究台灣經濟史的後繼者提示了大量的線索。關於王老師的技術史研究，洪老師認為有相當高的進入門檻和運氣的配合——需要收集或閱讀相當特定類型的史料（如技術報告），或是要能和有效的報導人牽上線。從世代交替的考慮來說，洪老師認為現在正是進行六、七零年代產業技術發展口述訪談的最佳時機，這是補足生產現場與工程師如何運用、引介新技術的空白的關鍵之一。
呼應朱老師的討論，王老師從洪老師的回應中，再延伸出對帝國形成過程的比較。關於殖民地台灣向印度採購黃麻原料的原因，王老師認為這可以回溯到兩方起自十九世紀的邦誼，若非日本在二戰中佔領香港、新加坡，英日同盟也不至於在美方持續的煽動下崩解。只是，儘管雙方都是帝國，形成的脈絡也並不相同。被認為是「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經歷漫長歷史所成形的大英帝國，一直以來都存在「商人先行，帝國後行」的現象。像是南非的殖民化，也是源於英國商人在該地進行鑽石的開採而來；中國的鴉片戰爭也是由商業衝突擴大而來的國家衝突。相較之下，作為東亞的第一個帝國，日本卻是在做中學，很多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進行治理。以鐵路的興建而言，台灣的縱貫線是在政治需求下倉促完成的產物，實際上卻面臨磅數不足、土地與技術取得困難等諸多問題。總督府的意圖與實踐並不能相吻合，同樣地反映出當時日本國家能力有限的狀態。
洪老師接著指出，就鄭老師所關切的技能形成的脈絡，除了戰後的日籍技師留用、美援的各類技術援助外，也應該注意到兵工署系統的馬承九、陶聲洋，以及同濟大學校友所帶入德國的制度，這也是一個深具研究潛力的議題。另一方面，關於六零年代工業資本的發展，仍有部分地域性的中小型資本、信用組合的積累模式是值得討論的，也可以開闢在現有關於地方政治菁英與教育領導之外的新題材。至於軍需工業化階段的發展，前行研究者注意到大量公司的同時設立，似乎呈現出當時經濟動員的深廣；但這其實是在方法上沒有將戰前與戰後的發展連貫起來所導致的偏誤，應該要從企業運作實績的角度多做追蹤。至於五零年代美援、國家與資本家等各方行動者的互動，現在的趨勢在於跨國性的檔案收集與視角。最後，軍事動員確實仍是今日持續存在、發展的現象與議題，以汽車工業而言，雖然戰後國家曾為民營汽車業者提供大量補貼，但軍方的後勤單位也曾嘗試自行進行軍車生產。在此，民間的中心工廠與衛星工廠，也與軍方形成另一種跨部門的協力網絡。另一個可資延伸的例子是，當時政府對大型民營企業曾提出過戰時體制下的分組動員計畫。
針對朱老師將日本帝國界定為某種發展型國家的觀點，洪老師也補充：日治末期總督府對企業的統制經濟構想，其實也是一種產業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1944至45年間的統制經濟體系，其實與五零年代的戰時生產體系是相當接近的。此外，從跨殖民地的比較中，我們應該同樣地連貫各個殖民地戰前、戰後的歷史認識。例如，相對於台灣早先進入硫酸錏、人造纖維工業的朝鮮，在戰後歷經韓戰的南北分斷後，失去了北方的重工業區域，也讓戰後南韓的發展軌跡偏離原先的規劃。回到殖民地經濟時期的台灣，洪老師也同意將台灣放置在帝國佈局與世界經濟之中觀察，他以二零年代的大蕭條為例，在企業大量撤資的狀況下，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政府獎勵、剩餘勞動力等有利因素，是否能夠真正說服資本家產生投資的動機。
【1】 見洪紹洋。2022。《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台北：遠流出版（以下未註明的章節，均是指該書收錄之各章）。
【2】 見洪紹洋。2002。《戰後開發中國家工業化條件的考察：以1950-1970年台日技術移轉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未出版之碩士學位論文）；洪紹洋。2011。《近代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台北：遠流出版。
【3】 見王泰升。2019。〈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特刊1，1-45。
【4】 見劉進慶。201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修訂版）》。台北：人間出版（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林書揚校訂）；涂照彥。2017。《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重校版）》。台北：人間出版（李明峻譯）。
【5】 見謝國興。2008。〈1949年前後來臺的上海商人〉。臺灣史研究，15(1)，131-172；瞿宛文。2010。〈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17(2)，39-84。
【6】 例如糖業機械、造船業的比較，見本書第七章。
【7】 見鄭志鵬。2020。〈依賴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重訪台灣工業職業教育制度的歷史發展與轉變（1949-1986）〉。台灣社會學，40，1-46。
【8】 見鄭志鵬。2011。〈攘外必先安內：產業公會與台灣鞋業治理結構形成的歷史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3(1)，15-60。
【9】 見謝國雄。1991。〈網絡式生產組織：臺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1，161-182；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謝斐宇。2014。〈台灣奇蹟的幻滅？重探台灣中小企業的網絡式生產體系，1996-2011（Hollowing Out or Sustaining? Taiwan's SME Network-based Production System）〉。台灣社會學，28，149-191。
【10】 見瞿宛文。2022。《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台北：聯經出版。
【11】 見洪紹洋。2021。《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台北：遠流出版。特別是該書的第二、五章。
【12】 見林文凱。2017。〈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117-146。
【13】 見Mann, M.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2), 185-213; Evans, B. E., Rueschemeyer, D., Skocpol, T. ed.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見黃崇憲。2008。〈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321-392。
【15】 關於互補的例子，見本書第九章第二節關於高雄硫酸錏公司軍需轉換的討論。
【16】 見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
【17】 見黃紹恆。2019。《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新竹：陽明交大出版社。
【18】 見堀內義隆。2001。〈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籾摺・精米業の発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1)，23-46。
【19】 見堀內義隆。2012。〈殖民地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收錄於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65-314（李為楨譯）。